与会者一致强调，志愿服务是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重要力量。对话中的见解表明，志愿者被视为加强社区复原力、促进社会凝聚力，并为国家和全球目标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调查结果强化了这一信息。近90%的受访者报告称，他们的志愿服务至少支持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约1/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努力对所有SDG都有贡献。

报告中影响最大的五个领域是： 

• 可持续发展目标3：健康和福祉（43%） 

• 可持续发展目标4：优质教育（36%） 

• 可持续发展目标13：气候行动（30%） 

• 可持续发展目标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24%） 

• 可持续发展目标10：减少不平等（23%） 

这些研究结果明确表明，志愿者群体普遍认为志愿服务实践者不应被视为“附加”或“可有可无”，而应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本地化和落实的关键驱动力。例如，对话指出志愿者如何促进教育成果的提升、增强气候变化意识以及改善卫生服务可及性。 

除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外，调查与对话还凸显了志愿服务如何同时强化志愿者个人及其服务社区。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志愿服务能改善生活并产生积极影响，而超过半数受访者将其视为一种“回馈社会”的方式，或促进团结与关爱弱势群体。志愿服务带来了以下成果： 

• 从基层加强民主和建设公民社会 

• 公民参与度提升：无论背景如何，个人都能成为变革的推动者，而不仅仅是旁观者 

• 创造更加和平的社会

许多受访者还强调了志愿服务的个人价值：建立情感纽带（64%）、改善身心健康（51%）、 获取新技能（35%）和工作经验（42%）、拓展社交圈（18%）。对话中提到，志愿服务还能促进自我认知、增进人际关系、学习新技能。讨论特别聚焦志愿服务与就业能力的关联，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在乌干达对话环节，有参与者表示：“志愿服务是青年难民谋生体系的 核心...”其他受访者指出，年轻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拓展人脉、掌握实用技能。对话强调这些成果需要更系统地认可，例如通过认证、文凭和微证书等形式。 

对话中的洞见表明，志愿服务应融入教育项目。这一过程应在早期阶段开展，以培养公民责任文化。印度一位对话参与者指出：“志愿服务应从校园开始，不应仅作为学分项目，而应成为超越学术范畴的家庭或社区价值观。”其他参与者也呼应这一观点，将志愿服务与技能培养及未来就业机会联系起来，强调其在培养积极公民意识和促进职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志愿服务的新模式正在兴起，尤其在年轻人中。疫情、气候危机和经济压力都在影响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间和方式。部分对话指出，其组织中的志愿者参与度有所下降。另一些对话则提到，许多志愿者现在基于公益事业而非组织参与志愿服务，同时面临与时间竞争的紧迫压力。 

新的机遇正在出现。新兴技术，包括人工智能驱动的志愿者匹配平台和数字化志愿服务机会，被视为扩大参与度的重要工具。全球对话参与者既强调了其潜力也提醒需谨慎：人工智能虽能连接我们，但绝不能“抹杀服务的灵魂”。数字化与虚拟志愿服务作为长期重要的参与形式，不仅被认可为合法且有价值的贡献，更能有效解决参与障碍，特别是在实体参与受限的场景中。这反映出我们需要重视并支持数字化、混合型志愿服务等新兴参与模式。

对话强调，变革需要组织方“主动跟进”，与志愿者的现状保持同步。志愿服务机会应当灵活多变、模块化且包容性强，同时要认识到许多年轻人面临教育或工作方面的限制。正如一 位全球对话参与者所言：“年轻人应该感受到自己是在主动选择，而非被动接受。这必须是他们的个人旅程。灵活的微型志愿服务、创新中心以及富有创意的参与形式，都被视为让志愿服务更具现实意义的有效途径”。

尽管志愿服务的影响广泛，但其价值仍大多未被认可，尤其是非正式志愿服务形式。正如一位对话参与者所言：“我们需要拓宽志愿服务的边界，将其扩展至非正式志愿服务和日常善举。”例如在调查中，受访者普遍认为各利益相关方对志愿服务价值的认知程度处于中等水平。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NGO）、国际及国内非政府组织，以及捐赠方和资助方， 被认为对志愿服务有更深刻的理解，其中多数机构被评定为“非常了解”。相比之下，教育机构、政府部门、更广泛的社区群体，尤其是企业界，仅被视作具有中等或有限的认知水平。这凸显了民间社会行动者与其他重要利益相关方之间存在的认知鸿沟。

这些对话呼应了这一关切。在贝宁，对话推动了一项重要呼吁：“在贝宁，志愿服务植根于我们的团结文化。是时候认识到这一财富，并将其提升至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新高度。”然而，更强调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作为社会实践的志愿服务最初是如何被理解的。已识别出若干误解： 

• 作为发展项目的附加或“辅助”要素而非核心组成部分参与志愿服务 

• 以“廉价或免费劳动力”自居，而非值得投入的实践 

• 将志愿服务视为“锦上添花”，而非地方发展的整体战略 

这些观点强调，迫切需要将志愿服务重新定义为一种值得认可、资源支持和保护的战略资产。

与此同时，与会者提醒不要过度依赖志愿者，特别是在需要替代资金充足服务的情况下。例如在加拿大，对话参与者指出，基本服务日益依赖志愿者——通常是女性、老年人和新移民——这引发了对可持续性和公平性的担忧。一位加拿大对话参与者表示：“志愿服务本应增强非营利工作，但现在却被期待取代它。要最大化影响，必须支持、保护志愿服务，并将其定位为资源不足系统的补充而非替代。” 

对话强调了通过研究和影响测量来加强志愿服务证据基础的重要性。与会者强调需要开展关于志愿服务趋势的深入研究，并分享用于捕捉志愿服务长期且常被忽视的成果的工具，指出必须超越“轶事证据”。此类研究对于倡导志愿服务的价值、为志愿服务投资构建更有力的论证、影响资金捐赠者以及为政府和社区合作伙伴提供决策依据至关重要。

志愿服务所能带来的种种益处并非唾手可得。无论是非正式还是正式的志愿服务，都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才能蓬勃发展。志愿服务基础设施可理解为支持体系，它能让志愿者最大限度 地为社区生活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这包括政策制定的有效性、资金支持、认可度与曝光度等方面（另见术语表）。在调查中，“赋能环境”被定义为能最大化志愿服务效益、最小化志愿者风险的工作环境。 

当被问及不同层级的赋能环境时，调查受访者对其所在组织的赋能环境（53%评为良好或非常好）的评价显著高于更广泛社区（39%）和国家层面（29%）。这表明志愿服务蓬勃发展所需的更广泛支持结构和政策存在明显差距。

在志愿者保护与支持的国家政策、立法或标准方面，多数受访者（32%）不确定是否存在相关规范。另有约13%的受访者表示目前尚无相关政策。多数受访者（30%）知晓政策存在，但认为其效果不佳；另有26%的受访者认为政策有效。

这一关切在对话期间也显现出来。许多参与者明确指出，在其所在地区存在政策空白，缺乏全面的国家志愿服务框架。即便存在此类框架，也往往呈现碎片化、资金不足或实施不力的情况。 

无论是调查还是对话中，志愿者管理都需要更多专业认可、培训和投入，这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对话强调，负责协调志愿者的工作人员往往只是现有职责的一部分，通常缺乏专门的时间、工具或资源。这导致志愿者在支持、激励和保留方面存在不足。多位参与者指出，有效的志愿者参与需要专业的管理，而不仅仅是善意。正如欧洲对话中的一项回应所指出的：“需要加强对志愿者管理人员的培训，并将志愿者管理视为一门专业学科予以认可”。 

调查数据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约48%的受访者表示，应优先考虑负责任且响应迅速的志愿者管理，以营造有利环境；33%的受访者指出需要制定支持性政策、组织性规范及良好实践标准。 

这种能力不足意味着志愿者有时面临角色不明确、培训不足和跟进不一致等问题，这可能阻碍长期投入。同时，组织也错失了战略性利用志愿者技能的机会。有呼声要求将志愿者管理视为专业化职业，建立结构化的培训路径、资格认证和职业发展体系，如同非营利管理的其他领域。 

当责任在各部门间共享时，志愿服务得以持续并得到加强。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社区均在资源调配和强化志愿服务行动中发挥着作用。一些人指出，缺乏专门机构来协调志愿服务政策或提供跨部门协调。 

合作方式可包括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投资志愿者基础设施、政府与企业间的联盟，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机构之间的联合项目。同时强烈鼓励动员其他部门，如宗教团体。对话指出：“在巴西及类似背景下，志愿服务往往与宗教慈善相关联，而非被视为专业或结构化的公民参与”。 

这些伙伴关系需要通过能够促进建设性且富有成效的合作的结构来支持。建议包括通过立法和共享监测机制正式确立跨部门联盟，以及创建知识交流平台以分享最佳实践。 

当被问及在各自环境中参与志愿服务的难易程度时，超过半数受访者（54%）表示较为容易或非常容易，这表明在许多情境下志愿服务似乎易于开展。然而，近三分之一受访者 （31%）认为既不轻松也不困难，另有13%表示困难或非常困难，这提示可能存在潜在障碍。 

调查数据显示存在若干具体障碍。最常见的挑战是社会经济限制，例如交通、餐饮资源有限，或难以平衡工作与志愿服务（65%）。紧随其后的是对现有机会认知不足（61%）以及某些情境下志愿服务机会匮乏（32%）。地理位置是另一影响因素，31%的受访者表示志愿服务机会距离过远。在对话中，部分受访者指出志愿服务机会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农村及服务不足社区的机会较少。四分之一受访者（25%）指出，残障人士、女性及 LGBTQI 群体等特定群体缺乏参与机会，另有18%的受访者认为风险与安全问题成为阻碍因素。 

受访者指出，行政流程作为志愿者招募环节的障碍，描述称有时存在“官僚主义过多而难以被接受为志愿者”或“志愿者参与要求过于严苛”的情况。 

时间不足与多重责任冲突（包括全职工作、学业压力及照护职责）亦是常见限制因素，加之多数志愿服务机会灵活性有限而加剧了这一问题。经济障碍被强调为持续存在的障碍。例如，在印度的对话中，一位参与者分享道：“志愿服务必须对所有人开放，而不仅仅是特权阶层。这意味着提供精心策划的体验、消除经济障碍，并扩大覆盖面和提高可见度。” 

其他对话参与者强调需要扩大对青年、农村青年、老年人、残疾人、失业人员及边缘化群体的覆盖范围。若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对话中的见解将凸显其重要性。 

志愿服务可能出人意料地加剧不平等现象，尤其在地方社区。欧洲区域对话的参与者指出，“典型志愿者”形象依然根深蒂固——这类人群往往白人、受过良好教育、来自中 产阶级，他们强调必须吸纳非传统群体和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包括残障人士和边缘化社群。 

尽管人们普遍认同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但这种共识并未转化为相应的资源投入。受访者普遍反映，无论是组织层面、社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对志愿服务项目的正式与非正式资金支持都严重不足。国家级和社区级项目被普遍认为资金严重短缺，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这些层级的投资要么不足，要么非常不足。真正重视志愿服务投入的案例寥寥无几，仅有少数受访者（4-6%）认为资金支持非常到位。一位参加巴勒斯坦对话的与会者指出：“有限或资金有限持续影响着非政府组织提供高质量志愿服务的能力。由于资源不足，许多组织难以为志愿者提供有意义的参与机会、培训或支持。 

受访者明确指出，应优先考虑对志愿者项目的资金投入，重点包括：志愿者的安全保障与福祉（68%）、能力建设（67%）以及志愿者管理（61%）。其他重要优先事项则聚焦于组织发展，例如志愿者参与组织的可持续性（55%）以及跨组织网络建设（52%）。 

受访者认为哪些利益相关方最应承担增加投资以支持创建有利环境的责任？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应由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承担——这凸显了主流观点，即公共机构应主要推动资金流向志愿服务项目，并辅以私营部门（61%）和慈善团体及基金会（53%）的支持。 

在塑造志愿者准入标准、参与方式及合作条件的权利关系中，必须积极应对不平等现象。全球对话参与者指出，资金分配机制、组织层级结构以及国际与地方关系有时会加剧这种失衡——例如压制地方话语权、以全球北方的预设标准定义志愿服务，或不将志愿者视为平等伙伴。解决这些不平等现象，与推动志愿服务体系去殖民化的广泛呼声相契合，确保社区能够自主设定优先事项、拥有决策权，并避免在决策过程中被边缘化。

在国际志愿服务领域，与会者强调必须摒弃救世主心态，解决参与主体与叙事主导权的权利失衡问题。这需要从慈善思维转向以团结互助、互惠互利和地方自主权为基础的新模式。同时，志愿服务知识的传播渠道也需实现去中心化。非洲地区对话提出了重要挑战：与会者强烈支持南南合作与南北交流，主张将非洲志愿服务经验从被动接收转变为全球共享。阿拉伯地区对话则强调，即便在同一地区内，也需要采取更本土化的志愿者参与方式。我们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志愿服务战略，阿拉伯国家差异太大，无法采用统一方法。 

必须保护和保障志愿者及其所服务的社区。志愿服务至少应具备安全性、非剥削性及尊严性。在调查中，68%的受访者认为安全、保障及福祉是志愿者是最重要的和最紧迫的投资领域。

这一观点在对话中得到呼应。与会者强调，冲突地区和危机区域的志愿服务亟需加强。巴勒斯坦及其他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志愿者报告称，他们直接受到攻击，并呼吁建立国际保护机制，保障其权利。

即便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部分对话参与者仍强调需建立安全标准并保障志愿者权益，确保其免遭剥削且享有安全的工作环境。具体措施包括人身安全、心理健康支持、保险覆盖及风险评估。另一场对话则聚焦于制定保护志愿者职场权益的政策，着力解决剥削或边缘化问题。